夜深人静后，七零后家政工尹晓炜悄悄打开杂物间台灯，摊开鹅黄色封面的软抄本，延续下一页的写作。
她小心翼翼地安置自己的肢体动作，像招呼老人睡觉那样，尽可能地轻柔、缓慢，能供她腾挪的空间最多六七平米，刨开一张单人床后，角落里紧巴巴地堆着雇主不用的家具、她自己的行李，还有两只软塌塌的食品保温手提袋，盖不严，尹晓炜这些年随身携带的手稿溢出来。
写字的时候，尹晓炜目光炯炯，指力矫健，浑身精力都从白天十几个小时的忙碌里复活。将桌面上那本何伟的《寻路中国》竖在手边，可以稍稍聚拢一点光线，削弱可能发出的动静。
曾经有一位雇主不允许尹晓炜晚上开灯，因为“住家保姆只需要白天干活儿，晚上睡觉，不需要灯光”。目前知春里这户五口之家，是尹晓炜北漂17年来待过的第40个家庭。
在经历了世纪末的东北下岗潮、丧夫、“南漂”后，尹晓炜在2000年来到北京，这些年来，被雇主安排在哪里，她就在哪里见缝插针抽时间写作，像法国作家妙莉叶·芭贝里在《优雅的刺猬》里描写的那个门房，一个月薪六千元的家政女工沉睡后，一个五十岁的“中年文青”苏醒了。
“小时候梦想当个作家，现在真的成‘坐家’了——坐人家家里！”自嘲归自嘲，但其实十多年来，尹晓炜在蛮多工人文学刊物、非虚构类新媒体平台都发表过文章，也参加过一些公益组织创办的工人大学、家政女工写作计划。过去这三年，她在夹缝中写完了第一部自传体纪实类小说《北漂》，共计18万字。
她将自己定义为“流浪者”，比起“漂泊者”多了某种苍老的诗性。生活无波无澜，但写作是生命里的一条帆船，载她引往自由的渊薮。
她不会用电脑，手动输入手机里，也常常“不知怎么就搞不见了”，于是，大多数作品都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跟随她漂泊流动。
如今，这个年过半百的东北女人孑然一身：无房无家，无儿无女。但她感觉自己离自由越来越近了——两年前，尹晓炜用二十多年积蓄在山东济南市郊买了一套小两居，打算独过晚年。
初春的北京，尹晓炜约我去地铁十号线见面。我问她哪一个站，她重复道：“十号线，D出口”，经解释才反应过来我问的是站点，她不好意思地说，“你等等，我去百度搜索一下。”
住家家政工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单独出行。为了出来与我见面，她特地请了两小时假，但得在雇主家吃完午饭再出来，因为饭后她得洗碗。
最后，我在尹晓炜雇主家附近的一家星巴克，见到了这个说话、走路都利落劲道的东北女人：穿着亮色外套，窄脸，细长眼，皮肤微黑，中等个头，一头薄而稀的红色中短发捋在耳后，劳动者的结实双手与洪亮嗓门让她看上去中气十足。
闲谈间多次引来周围座客扭头，她立刻不好意思地放低音量，颔首抿一口咖啡杯装的绿茶。热气氤氲，爬上她颧骨处的两团潮红，还有那双藏在皱纹里的漆黑有神的眼睛。
尹晓炜的一天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先做早饭、打扫卫生，然后要给两个分别79岁和80岁的老人换尿布。
照顾老人是她的强项，上一个家庭里，她负责照顾一位98岁的老兵。老人患有糖尿病和阿兹海默症，特点是“白天安静，晚上闹腾”，一到晚上爬起来，要给尹晓炜开会，一会儿让她当排长，一会儿要开炮，嚷着要回家，“不待军营里”。
去年底，老人忽然住院了。雇主本想让尹晓炜跟着去医院照顾，但那家军属医院不太欢迎外地护工，而且大多数都靠护士长内部推荐。
一次，护士长撞见尹晓炜给患者吸痰，便指责她违规，说要罚款。“她不直接让我走，直接找家属，说阿姨不专业，给你介绍一个更专业的。”没过两天，老人的女儿就把尹晓炜给辞掉了。
目前这家尹晓炜从去年五月份就开始做了，中途因为疫情，雇主怕她一去不返，就留尹晓炜在家里过了个年，还给她包了红包。
不过，二十多年的家政经验教会尹晓炜理性对待雇主的冷热。北京第一波感染高峰时，她和雇主一家一起“阳”了，烧到38度几，浑身骨头疼，吃了女主人给的布洛芬，但“不管事儿”。尹晓炜强撑着照常工作，“雇主可以休息，但我不能不干活儿”。
二十年来，尹晓炜在五花八门的家庭里待过，从退伍老兵到九零后全职太太，再到二胎妈妈。她没有好好逛过北京，但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的过程中，她很透彻地理解了北京之大、之茫茫，看不到头，摸不着边。
寄人篱下的日子像开盲盒。曾经有一位88岁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六点就要闯进尹晓炜房间仔细检查，有时还要搜她的身。还有的雇主，在尹晓炜住进家里之前向她强调：上一个阿姨是因为偷东西被辞掉的。
也并非每一家都有单独卧室可以提供给住家阿姨。比如2017年那家，尹晓炜就被安排睡在阳台，晚上降温厉害，早晨她常常是冷醒的。还有2019年那家，由于没有多余的房间，尹晓炜就睡在客厅。但这家是自供暖，客厅没有暖气，她还是得穿羽绒服睡觉。
在“老兵”家里的半年，尹晓炜则被要求与九旬老人睡在同一个房间，两张床。老人的药很多，尹晓炜就把用完的药盒拆开来摊平，在上面写作，有空再誊抄到本子上。
没活儿的时候，她也去厨房里写。雇主有次看见了，让她去书房写。尹晓炜想了想，最后还是没去，厨房挺好的，还有插头，能给手机充电。
讲到这里，我忽然提到在四平方米厨房里写完《秋园》的八十岁女作家杨本芬，尹晓炜眼神迷离了一下，里面迅速闪过一丝微光。
2020年，尹晓炜在一个六口之家待了半年，雇主是个九零后全职太太，虽然给尹晓炜提供了一间房，却不允许她开灯。
那一家足有两百多平米，四只猫，两个不到三岁的孩子，都得尹晓炜照料。工资与在其他家的差不多，依然五六千，可家务活儿是世界上最难用定数衡量的工作，做多做少都是五六千。
在这一家的日子，尹晓炜几乎没吃过早饭。常常从早上六点起床忙到晚上九点、十点，雇主们爱吃“西式早餐”，吃剩下的面包随手就扔掉，不记得要留给尹晓炜，未必是刻意，只是没有留意。
不过这些都不是大难，最让人心力憔悴的，是女主人阴晴不定的脾气。尹晓炜总感觉她爱对自己无缘无故发火，“她带小孩下楼玩，每隔五分钟让我下去送一趟衣服，玩具，水，回来后怪我活儿干得太慢了”。
在母亲的影响下，三岁的女儿也对尹晓炜颐指气使。女主人不让孩子饭前吃零食，“但她又不愿意把零食放在小孩够不着的地方”，一天，尹晓炜发现孩子在储物间偷吃，惶急着去劝阻，却被女孩指着鼻子威胁道：“你要是敢告诉我妈，我就说是你偷吃的。”
小区里其他住家阿姨在楼下撞见尹晓炜，调侃她道：你这家以前都是请两个保姆的，这回划算，花一份钱，雇两个人的活儿。
住家保姆通常每个月休息四天，但这是不成文的，实践起来，常常都有名无实。道理很简单——就算休息，只要还住在雇主家里，那么多活儿摆在那儿，是做还是不做？
一次，尹晓炜与雇主据理力争“家政工一个月应该有四天而不是两天假期”，对方临到尹晓炜辞职前还揪着不放，要求她从法律里找出来“一个月四天假”的规定。
一些雇主明着不让尹晓炜写作。一次，家政公司的介绍人私下告诉尹晓炜，其实雇主一直知道她在偷偷写作，“她（雇主）其实对你哪儿都满意，但就是不满意你写作。”
为什么雇主不接受一个闲暇时写作的家政女工？尹晓炜想，“可能是觉得我不正常吧，觉得不好。
曾经还有一个雇主，开除尹晓炜的原因，就是断定后者在小屋里录制的家政工演说视频是违法的，“认为跟传销组织一样”。
当然，也遇到过理解甚至鼓励她写作的雇主。2017年，尹晓炜报名参加了工人大学，每周有大学老师布置作业，当时的雇主女儿得知后，专门给尹晓炜装了一个路由器，方便她上网课。
不过，女主人依然不让她在晚上开灯bob电竞，尹晓炜只好就躲在卫生间里继续写，也在卫生间里完成了工人大学的毕业论文。
同年，尹晓炜第一次在某自媒体公众号上发表了散文《童年的绿荫》，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一百块钱。
谈起写作，她的话其实不多，反而有一丝笨拙。她讲不出文本上的大道理，无非是一些更具体的，“一天不写都不行”，“不管写什么，都是一种慰藉”。
反而是在摆四十个住家的故事时，她的嘴化为笔头，倾诉欲滔滔不绝，讲着讲着眉头就揪在了一起。
她不知道离自己最近的地铁站，不知道房山和昌平各在哪个方位。一直想去香山看红叶，但一直腾不出空。想说约其他同样京做家政工的姐妹，但她们同样工休不定，这个有时间，那个就没有。尹晓炜不想独行，一个人的时候，她宁愿写作。
唯有在写作的时候，她能感受到内心隐秘而恣意的热情悄悄流淌。彼时彼刻，她不是一个孤独的中年女人，不是一个在北京没有固定落脚处的漂泊者，也不是一个被家乡抛弃的游子，而是一个能明确感受到自我的灵魂。
尹晓炜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笔名、也是用得最久的笔名叫“尘埃”，“北京这么大，和我一样渺小的尘埃太多了，谁会记得我呢？”
在应我请求写出来的一份“简历”里，尹晓炜专门列了一行注明那次四十多年前的掌声。
当时，她站在舅舅家背后的土坯山头上，面对一群小孩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段袁阔成评书《封神榜》里的《火烧琵琶精》，语毕，孩儿堆里倏然掌声雷动。
1970年，尹晓炜出生于黑龙江依安县，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六个孩子，她是最小、也是存在感最低的那个。
尹晓炜形容自己的童年有点像“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胡乱而莽撞地长大。第一次在村里邻居奶奶家读到“画本”时，她忽然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好像不错，《封神榜》《刘三姐》《西游记》这些故事，大多看一遍就能记住并复述出来。
由于家里孩子多，经济水平有限，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名额留给了成绩最好的四姐。尹晓炜趁四姐上学时偷翻她的书柜，在里面扒出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鲁迅的《祝福》，还有莫迫桑的《项链》，如今她还回想得起《项链》，“讲的是一个关于虚荣心的故事”。
她也偷看姐姐从学校里借来的《中国民间故事选》《格林童话》，冰心的《小读者》。那时还可以订《中国少年报》，家里有了收音机可以听故事，《杨家将》《岳飞传》等民间传说百听不厌。几十年后回头遥看，这些都是为她铺下读写之路的火苗。
只不过，生活不是由片刻与诗句组成的。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家庭，一簇火苗短暂点燃稻穗，获得些噬尽“生存必需”之外的、挞进灵魂深处的美感，而后，却只留下无人在意的灰烬，引入岁月烟尘。
初中辍学后，尹晓炜进入一个国营建筑单位做塔吊司机。夏天雨后，塔吊电路系统常常不稳定，一启动按钮就会被电打，但“一个女司机坐在高高的塔吊车驾驶舱”那种滋味很爽，很畅快。
只不过凌空短暂，最终要落到地面上来。到了年龄，尹晓炜就像家乡其他大部分姑娘一样，“随便抓了个男人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直到2000年，丈夫被查出肝癌。与此同时，世纪末的东北下岗大潮裹挟了尹晓炜。
失业的厄运与丈夫的癌细胞都在半年内迅速蔓延，丈夫去世后没有给尹晓炜留下孩子，只留下了5000元外债。
为了活下去，尹晓炜开始南下打工。那时候去南方就像“逃荒”，是寻求生的机会。
尹晓炜先去了大庆一家幼儿园做幼教，一年后幼儿园倒闭，她又在亲戚介绍下南下去了江苏，相继做过饭店服务员、洗碗工、纸箱厂工人、租书店店员，跑过客运汽车，还经历过几次死里逃生。
有三次是差点遭遇车祸。一次是被一辆汽车轱辘贴着头擦过去，一次是在大雨夜被一辆货车侧壁撞倒在地上，还有一次，是被人力三轮车碾过脚背。但尹晓炜居然拿都没怎么着，三次虚惊一场，“我爬起来就走”。
后来她在一所职校旁边卖大饼，晚上烧煤锅炉，没燃灭，尹晓炜没在意，在东北，留一点火苗没啥大碍，谁知第二天早上醒来就头晕恶心得严重，她后来知道了这叫“煤烟中毒”，不过她没去医院也没吃药，躺一整天就好了。
一个“命大、命硬”的女人回忆过去，语调往往是轻快的，含着微微的骄傲。与硬挺的命相伴想随的，是一份同样硬挺的、对尊严的坚定。
她去过饭店应聘，最窘迫的时候，饭店打工的小姐妹带着她去找领班，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让我姐姐（尹晓炜）在这里吃顿饭？
领班没有直接答应，但尹晓炜敏锐地捕捉到了人家的眼神，“轻蔑的”“冷冷的”一眼。她觉得，自己的命很糙，但心还没有，一口委屈涌上来：“我曾经也是个塔吊司机，怎么混到这地步，连饭都吃不上了？”她扭头就走了。
她也尝试过去“体面”的酒店应聘勤杂工，领班“神情高傲”地对她说：“做的都是粗杂工，杀鸡，杀鸭，杀鱼的脏活累活。”对方强调了好几遍“粗杂”和“脏活”，在尹晓炜听来，这就是对她这个外乡人的“藐视”，最后她还是没接受那份工作。
“东北人不受待见”，时至如今，尹晓炜依然对这个结论耿耿于怀。她曾经与一个陕西女人在同一家做工，陕西女人负责做饭，尹晓炜负责照顾痴呆老头。她老觉得，因为自己不如陕西女人“嘴巴会说”，雇主不大喜欢自己，给陕西保姆买衣服，却没有尹晓炜的份儿。但尹晓炜自认为是个“倔脾气”，绝不肯学舌，继续埋头干活儿，只埋头干活儿。
57岁的河南人陈夏在北京做家政工14年，与尹晓炜认识6年。两人曾经在同一户人家做住家保姆，一个照顾女主人，一个照顾女主人的老母亲。陈夏也爱看书，她最近在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佐尔格的《间谍》，“我俩（我与尹晓炜）一个爱写，一个爱看，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很相投的”。
下户后，姐妹俩也偶尔抽时间出来见面。陈夏觉得，她们私下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互相安慰”。尹晓炜是个直性子，喜怒哀乐都摆脸上，不用问，陈夏就知道她是在雇主家受了不愉快。
一天，两人逛着超市，陈夏看出尹晓炜心情不太好，就给她买了一串糖葫芦，“哄哄她，人嘛，都是需要安慰的。”
在北京漂泊的这些年，其实蛮多人都给尹晓炜送过书。工人大学的老师送给她一本何伟的《江城》，后来，鸿雁社工的工作人员梅小若又送了她同一个作者的《寻路中国》，做小时工的一位女主人送给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一位记者送了《在时间的核》，还有一名北师大女孩送给他《东北游记》和一本红楼梦诗词选。
给一位没上过高中的家政工送书籍当礼物，好像与“将六岁那年获得的第一次掌声写进简历”一样荒唐。但在尹晓炜这里，正是那些书与善意，让孤独无处遁形。
家政工是存在摩擦期的工作，不能保证时时刻刻无缝对接。暂时找不到下一户的时候，尹晓炜就待在家政公司。地铺一晚上10块钱，卫生间不对家政工开放，洗20分钟澡10块钱，洗一次头3块。她在这儿最多待过小半年，泡面时被开水烫伤了脚，走路都成问题，更别说劳动。
在服务于家政女工的北京“鸿雁”公益组织工作人员疏野印象里，尹晓炜永远是家政公司里最“不合群”的那个：休息的时候，女工们聚在一起打牌聊天，一片嘈杂环境中，尹晓炜则将自己独自搁一边，一面戴着耳机听网课，一面埋头专注地用尺子在纸上打格线，写下一个个文字后，再输进手机文档里。
电子杂志《新工人文学》的编辑万华山记得第一次见到尹晓炜的时候，是在2018年，北京皮村组织的一次文学讲座上。
每每谈及“工人写作”“工人文学”，北京东五环外的金盏乡皮村是个绕不开的地标。这里发展出了“工友之家”“打工子弟学校”等社群，也走出了范雨素、郭福来等近年在公共视野里露面的工人写作者。
那次，来听课的大多都是在北京各地打工的外乡文学爱好者，尹晓炜坐在人群中，神容严肃专注，万华山沿座派发一本期刊，到尹晓炜那儿时没有她的，他便被尹晓炜拦下询问。万华山解释道：提前订阅的学员才有，而且他们大多都是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
尹晓炜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当然，不久后，她也开始加入文学小组，和其他工友一起写作、发给万华山看，主动寻求修改建议。
在万华山看来，尹晓炜的“散文比诗歌好”，诗歌对语句凝练与遣词的精准能力要求不低，但散文可以给予她们更宽松、生活化的表达空间。
而在万华山接触过的工人文学爱好者多为中年，不少来自甘肃、东北等省份。参加写作小组的年轻女孩很少，“也有二十来岁的，但写作量非常低”。
在万华山看来，年轻女孩的生活多样性无论如何都相对更丰富，她们可以去恋爱、社交、上网，也有多种其他方式来获得尊严感与个人价值，“而这些对于农村来的中年女性劳工来说，是绝缘的。”
一个五十多岁的外地家政女工，往往大半生都在从事体力劳动，“她们获得社会认同与尊严的方式很少，写作是其中一种，是对存在、对尊严的确认。”
这一年，她开始领取老家工厂发的退休工资，每个月1500元。以这样的方式，她意识到自己人生已过半百多年，同时与前半生的故土进行了一次短暂联结。
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她在女工资讯平台“尖椒部落”发表了一首《致母亲》，与其他几首诗歌《不一样的烟火》《流动的出租屋》《流浪人生》一起，在后来的2019年尖椒部落征文大赛中获奖。
这一年，她第一次走进鸿雁服务中心，开始参加这里不定期举办的写作与阅读培训课程，参与者大多是与她一样年龄相仿、多事家政行业的北漂女人。
90后女孩橙子在鸿雁负责社群组织，自2019年加入鸿雁以来，她接触过的写作者大多都拥有“四五十岁”“女性”“家政工”等身份特征。
橙子发现，在大家的书写里，有两种困顿常被不约而同提起：一个是对家庭的亏欠，“比如没有尽到对家里的孝道、没有做好一个母亲”，另一个就是在家政工作里受到的委屈。
因此，她们写作，不是为了发表，甚至不是为了“写得好”，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凝聚姐妹，抒发情绪”，是“让这群城市里看不见的底层女性，能有一个微弱但确定的渠道去表达自己”。
鸿雁组织的写作课也并不强调手法、结构，不讲深奥的理论，唯一的要求，就是自由地写、大胆地写。
2019年，尹晓炜参加了“落地生根”家政女工写作计划。老师定期发文章给学员，要求写读后感。尹晓炜交上去一遍不过关，打回来再改，前前后后改个五六遍很常见。全班十几个人，能从头到尾坚持完成作业的就她一个。
老师鼓励尹晓炜可以写一本纪实性的作品，名字就叫“北漂”，并帮尹晓炜拟了十八个章节。2022年圣诞节前夕，尹晓炜正式完稿了，扎扎实实的一本，整整18万字。
事实上，不论是女工们的相聚、尹晓炜的《北漂》，以及她与我的私下交流，被谈论得最多的话题都不是写作，而是寄人篱下的住家生活。生存的烦愁与苦闷，永远排在风花雪月之前。
用鸿雁社工负责社群组织的橙子的话来说：“写作就像是另一个空间，有抒发情绪、记录生活的作用，但回到工作中的时候，一切‘所谓处境’还在发生着。”
她们的写作热情从根源上源于何？是什么让她们在忍受生活的疲惫与琐碎之余，仍能数年如一日地坚持，即便写得乏善可陈，即便错字连篇，即便不能换来发表和稿费，她们依然愿意寄人篱下偷光写作，远赴千里相聚。
社会学者、评论家黄德海就曾对鼓励工人写作这一行为提出的质疑与反思：“鼓励他们写作，把他们的情感锻炼敏锐了，把他们的文字锻炼得更好了，他们接下来怎么办？他们感受的痛苦更剧烈了，谁给他提供平台解决问题？”
在橙子看来，每周末，当家政工们从雇主家或家政公司抽出时间来相聚，“至少能感受到她们的状态是放松的，平等的，受尊重的”。
北京很大，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多乘坐公交车，随随便便单程就两个多小时，时间紧就坐地铁，“因为公交比地铁便宜”。还要自备饼干和水，这一天不让自己再额外支出。
写作的姐妹们互相以笔名相称，橙子也与大家一样管尹晓炜叫“尘埃姐”。“尘埃姐”是橙子见过的所有家政工姐妹们里，对写作最“痴狂”的一个：常开夜车，压榨睡眠时间，而且她随时随地都可以写作，“在日历背面、在家政公司的泡沫板上写”。姐妹们都半打趣地喊她“大作家”。
也许这与尹晓炜生活中大部分时候是一个人有关，烦闷与哀乐，她只能诉诸笔头。书写，让她这粒“尘埃”在世界上有了一点痕迹。
尹晓炜还是鸿雁社工的核心志愿者，“除了写作，社工的其他课程，比如垃圾减量、环保清洁，尹晓炜都从未落过一次”，在橙子看来，尹晓炜参与世界的方式且不仅是写作。
与其他大部分女工更多谈论的家庭与子女相比，尹晓炜会主动思考和探讨一些公共领域的话题。在二月初举行的一次鸿雁“骨干会议”上，大家偶然提到前不久的胡鑫宇案件，尹晓炜就发言提出，青少年问题需要“长期、集体的推动和努力”。
对这些放不下笔的女工们来说，目的即过程。写作让她们变得勇敢，让她们将近夕阳的人生攒起一些光亮。写作之于她们，就像一个不老的情人，永远愿以少女般的激情去私会。
2021年9月，五十多名家政参加了鸿雁举办的艺术节，尹晓炜在日记里回忆当时盛状：“好多姐妹说，自己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庄重地化妆”。
二月过了一半还不见转暖，情人节的中午，尹晓炜忽然向我发来一段没头没尾的话：“这个世界，人心不足蛇吞象。客户的要求不断升级，活儿在不断加码，但工资不涨。”
其实这天没有发生具体的矛盾，但做完午饭洗完碗后，她忽然委屈起来，有苦要诉。
半年前，与这家雇主签的合同上，写明了住家保姆主要负责的家务活儿范围与工作时间，起初，几乎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之前，尹晓炜都能把分内之事干完，但渐渐地，她发现自己需要相应全家人随时随地的需求，比如女儿深夜回家要吃宵夜、要洗饭盒，比如随时被扔来几件衣服要求洗掉。
尹晓炜知道，这都是因为她没有自己的领域，寄人篱下，就像签了半张卖身契，整个人全部的时间、空间，都是雇主家的。没有上下班，没有明确的职责，“不像办公室的白领、医院的医生护士那样，各司其职”。她明白自己的掣肘与困境，但也明明白白感受得到烦愁。
最近，女主人心情很糟，总喊腰疼腿疼。她女儿让尹晓炜去安慰，尹晓炜还特地去咨询了在工人大学认识的一个学心理的老师，对方让尹晓炜给患者“催眠”。尹晓炜欲哭无泪：“我要是会催眠，我能做保姆吗？”
她转发了一条北京住家家政工招聘给我看，七千块钱，家里只有两个老人，家政工得与老人住一间房，房间里有监控。看上去比她现在所在的这家性价比更高。我劝她不妨去试试看，她不愿去，因为有监控，“没法写作”。
据统计，中国目前已有逾3700万家政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城市对她们而言是一只太大的熔炉，生活方面的掣肘，不是单一的苦与累的问题。
橙子跟她们相处多年，知道一些雇主的确不愿意家政工们外出，“会担心她们在外面社交、交流”。鸿雁里就有一位家政工告诉橙子，每次休息日雇主都会频繁打电话给她，让她赶紧回去。
“有的雇主会怀疑我们（鸿雁社区）是假的，是不是骗子？怎么会有专门为家政女工服务的组织？”一次，鸿雁为女工们开艺术节，有雇主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给家政工人开的艺术节？”
在大多数时候时候，理解与信任一样难以达成。橙子曾经认识一位雇主，“两天换了三个阿姨”。原来，雇主每天都以破壁机打的营养饮料为代餐，她也要求来自己家的家政工们都吃这个，但找来的三个阿姨都不愿意，要吃饭。
北京实在是太大了。住着太多意想不到的人，想象不到的生活，太多闻而未见的地点。“尹晓炜”们在看不见的折叠空间里生存，努力将自己的目光和声音递出去。
这些年，好几个朋友给尹晓炜介绍过对象，劝她为自己的后半生做做打算。尹晓炜也没推辞bob电竞，去见过几次，最后都还是算了，“这种事不能凑合”。
有一年回老家，亲戚也给她安排了相亲。尹晓炜一上来就告诉对方，自己不打算生孩子，当时人家就不干了。
“我的经历告诉我，不能依靠家庭，也不能完全相信一个男人”，尹晓炜想起自己年轻时那段短暂而仓促的婚姻，除了一身疲惫和债务，好像什么也没有留下。
2020年，尹晓炜在山东济南市郊买了一套小两居。五十岁这年，她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大的人生目标之一：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间自己的书房。
选择济南，一是因为房价相对便宜，二来，作为一个东北人，尹晓炜对“关外”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出了关才有家的感觉”。
在写于去年秋天的一篇日记《圆梦》里，她遐想自己的后半生：“一个人静静的看书、喝茶、码字。喝茶要燃一炉檀香，听一曲《高山流水》。拂去所有的凡尘琐事，与文字为伴，品读自己的百年孤独。”
深夜的杂物间，台灯偷偷亮起，光线沿着发黄的墙头爬上来，映出满屋子奇形怪状的杂物影子。尹晓炜把未回信息统统抛一边，坐下来，开始今天的“写作打卡”。
不足八个小时以后，早晨六点半，她得准时起床，给一家人做早饭，然后给老人换尿布、打扫卫生，一直忙到太阳高挂正空。bob电竞bob电竞bob电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