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问女性该如何做到家庭事业平衡时，真正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有家有孩子的男性不会被问这个问题。
社会设置了哪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障碍，使得女性难以实现兼得工作和家庭的理想？
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是否该以照料家庭为事业？这是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女性、职业女性、全职妈妈、年轻女孩中近年来讨论得很热的话题。不如先看看北美近年来引起比较大社会反响的公众讨论，作个参照。
今天讲两个讨论：第一个是2013年，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出版畅销书《向前一步》(LEAN IN)后引起的社会讨论。桑德伯格出版这本书，后来还成立了女性励志性质的“向前一步”组织，主要理念是鼓励女性去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职业野心。她的思路是：女性要敢于做领导，要永远保持积极的心态，追逐野心，让自己的声音充分被他人、同事、雇主、社会听到。
这当然引起了批判。“向前”是很好的励志话语，初听也很打鸡血，更多女性有话事权也是好事，但问题在于，这通常只适合于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经济地位较好、有议价能力的女性。一位餐厅服务员或流水线女工，面临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或者发声困难，或者缺乏话语能力。对她们来说，发声、谈判、反抗甚至可能带来危险，有时只能离开、放弃、消极反抗。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并不是什么工作环境都能算作所谓“职场”。
在阶级身份不平等的情况下，在不同人面对着根本不同困境的情况下，某些工作场景本身就难以让人实现职业理想，或者，在特定背景和职业情境里，一些女性无法形成也无法表述所谓职业和个人成就上的野心，或者，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和不公平的制度安排，注定了一些人的理想是无法接轨到地面的。要知道，对女性而言，要在职场中“有梦想”和参与谈判，本身已经是一种特权。
桑德伯格所倡导的是一种“个体努力”的成功学，不去看社会的结构问题、歧视和压迫、制度安排、社会政策。这种成功学可能改善几个具体人物的命运，但解决不了真正的结构问题，还会让更多人自怨自艾，陷于绝望，以为错在自己。
第二个争论发生在2012年。49岁那年，安娜-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开始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她是身居该要职的第一位女性。这是她梦想的机会，上任之初她觉得，只要还在执政，她就绝不会离开。
结果，担任这个职务仅仅两年后，她就决定主动离开，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法学院任教。之后，她在《大西洋月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自己对这个人生决定的反思，《为什么女性仍然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她所作的社会批判在美国引起了很广泛的争论，当时创造了《大西洋月刊》有史以来24小时浏览量的记录。
她写道，她决定辞职，是因为希望和丈夫以及两个正在青春期的儿子在一起，她发现自己不可能在完成政府高级别工作的同时，满足两个成长中的孩子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回到工作时间较有弹性的大学。
她质问，社会设置了哪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障碍，使得女性难以实现兼得工作和家庭的理想？为什么在女权运动让女性走出家庭、成为劳动力的五十年之后，“兼得工作和家庭”，仍旧主要是女性的焦虑，而男性却不大需要面对这样的内心焦虑和社会压力？
▲ 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斯劳特说，“工作和生活两件事并没能和谐共存，突然之间，我发现，因为缺少弹性的时间，我两件事都不能处理好。” © The Atlantic
斯劳特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推动更有弹性、地点更灵活的工作制度。她能边当大学教授边育儿，却无法在白宫工作，背后原因之一是后者要求她必须在办公室里上班。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将公共和私人领域区分开的过程，是工作和家庭的时间、空间、社会关系各个领域都相互破裂的过程。如果上班，多数人要去特定的场所，按照上班的时间，在机构中和他人合作，并且使用由机构提供的一系列的技术手段。但人也想在家庭中“在场”。所以斯劳特不得不放弃那份她梦想中的工作，因为它需要她在办公室坐班，通常还要加班。
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经济和家庭是分开的，甚至有时站在对立面，它们都在索要你身体性的“双重在场”，而这种索要和压力在性别上是不平等的——社会通常更宽容男性，认为他们是所谓bread-winners，给家庭赚面包的人，宽容他们在家庭中“不在场”，说，爸爸要去上班出差赚钱。这种双重在场对职业女性的压力是更过分的，她们疲于奔命，家庭还要求她们做一个更充分在场的好妈妈，雇主还嫌弃她们把时间精力分给育儿，无法经常长期出差，她们得不到平等晋升和加薪机会。
到底怎么兼顾事业和家庭呢？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女性运动史的位置很复杂。表面上看，这种“难以兼顾”让现代女性面临很大困扰，但是，女性逐渐走出家庭，成为社会上的劳动力，获得职业与职位、独立财产和自主权，这又是上两代欧美女性主义者从20世纪初开始，付出巨大努力才终于实现的目标。
所谓“女性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 它指向的不是消费主义概念中的“应有尽有”，不是刻板印象下的“女孩子什么口红都想要”，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即工作、家庭“二者兼得”。它的背景是《时时刻刻》、《革命之路》这类电影里所描述的那种看似完美妥帖，实则窒息人、抹杀人职业梦想的家庭。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北美的职业妇女，多半是一结婚就得辞去工作，或者就一辈子工作并独身至死，职业也相当有限：教师、秘书、演员、打字员。
▲ 电影《革命之路》中，在《泰坦尼克号》中没能在一起的莱昂纳多和凯特·温丝莱特终于过上了“婚姻生活”。 © Revolutionary Road
所以，斯劳特在文中说，她自己的职业成功其实受益于上一代的女性主义者的解放之梦。她曾经也像上一代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一样，相信这种兼得的生活并不是乌托邦，相信只要年轻女性有足够的事业心，有坚持下去的勇气，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兼顾工作和家庭。但是，她在现实中发现，绝大多数职业女性的工作，是缺乏工作时间、地点、节奏上的弹性的。也正是这样的工作性质，让人几乎无法同时拥有工作和家庭。
而斯劳特也由此发现了女性的代际差异。更年轻一代的女性成长于“女性天然可以去工作”的社会背景下，她们在工作中体会到的并不是女性因为自己争取自由而带来的奇异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她们感受到是无处不在的玻璃天花板，以及当工作和家庭难以兼得时，产生的巨大挫败感。她们好像已经把二者无法兼得视做一种不可改变的困境，也是女性独特的困境。
所以，斯劳特认为必须要寻找一种新的女性主义的落脚点，她期待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工作文化，能容纳职业女性、让她们能解决“兼得理想”中的困难。比如说在公司文化中鼓励员工重视家庭；在制度安排上，鼓励更有弹性的工作方式；在价值等级上，不把工作视作一种更优先于家庭的价值……不要只去鼓励成功资本主义的逻辑，而是要承认不同的成功观和多元的价值。
第一点批评是，到底谁才有权、有机会谈判？才能获得她所倡导的那种更灵活、具有更多弹性的工作机会？也就是，只有部分职业、部分阶层，只有在获得一定职业成功的情况下，部分女性才真的有能力去通过发声、谈判、社会运动，获得所谓更有弹性的工作时间、地点，让办公室可以增加一台可以冷藏母乳的冰箱。一位前台接待员如果要求弹性制工作时间，可能她会从正式职工变成临时职工，丧失医疗保险。
第二点批评是，已经有社会学家发现，弹性工作制虽然表面上有利于女性育儿，但在执行上并不性别平等，有这种选项时，家庭中的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这种工作方式，所以反而可能会导致女性的职业发展更受阻碍。
我觉得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这一困境，它在男性那里未必成为问题。无论文化上还是制度安排上、bob电竞政策支持上，都让男性去工作成为一种看似自然的选择，结果就是，他们可能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尝试顾及家庭，而不是长期陷于考虑如何平衡二者的困境中。大多时候，家庭与工作的兼顾不被设定为男性的理想，也并非他们必须要争取的目标，因此不对他们形成一种精神上致命、现实中局限人的行动的核心压迫。
为什么家务、清洁、照料，至今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都是高度性别化的劳动？
为什么即便不是母亲，也是外婆、奶奶、外雇的女性保姆在照料婴儿和老人，在从事家务劳动，这些劳动在女性之间层层转手，层层外包？
为什么家务、清洁、照料，至今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都是高度性别化的劳动？
为什么即便不是母亲，也是外婆、奶奶、外雇的女性保姆在照料婴儿和老人，在从事家务劳动，这些劳动在女性之间层层转手，层层外包？
那么就让我们沿着这几个问题，从前一部分的“美国争论”进入中国，一是谈谈“照顾”劳动的性质，这涉及到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区分，以及照顾劳动的情感特殊性。二是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的一些新变化。三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保姆的问题。
蓝佩嘉是台湾地区的一位人类学学者，研究跨国流动的“菲佣”。在著作《跨国灰姑娘》里她写到自己读研究生院时一次颇受震撼的经历。她意识到，知识分子女性坐在一起开沙龙讨论女权的前提是，bob电竞有保姆此时此刻在家里照顾她们的孩子。
人们在讨论“照顾”时，社会在考虑对“照顾”的理想制度安排时，国家在提供补贴和政策支持时，经常自然而然地认为它是女性的责任。如果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女性自己去照顾孩子，就是她们聘来的女性劳工去照顾，或者由祖辈女性、姑妈姨妈照顾。“照顾”实践是完全社会性别化的，“外婆帮忙照顾”可能是出于爱，而一位育儿嫂在你家照顾你的孩子、做家务时，她同时还得背井离乡、离开她的孩子。
蓝佩嘉引入了“链状的压迫”概念来形容这个雇佣和外包的链条：就像食物链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个女性的“解放”背后是另一位女性的悲苦。那我们就必须要问，为什么“照顾”老人和病人、小孩和木地板，这成了女性的义务，女性劳动？
历史学家贺萧研究陕西农村女性在农业集体化时代的生活。她收集口述，发现这些女性回忆1950-1960年代的日常生活时，记忆简直是一团模糊。她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刻意遗忘——当时的女性一边育儿一边参加农业生产，生活太苦太累了。
整个五六十年代，有一种“农业劳动女性化”的趋势，这和农业劳动的集体化是同一个趋势。妇女越来越多进入到农业劳动，参与繁重的体力劳动，而男性则逐渐退出集体农业，进入工厂。但女性和男性工分不一样，女性不算整工。而且，当时并不把个人在家庭中的劳动视为生产性劳动，或者给予谅解，女性在进入社会生产的同时，育儿和家务责任丝毫没有减少。
女性在田里的劳动得不到平等的报酬，在家里的劳动又得不到丝毫的补偿，她们回忆当时的生活细节时，核心的两个印象是累、长期睡眠不足——下工还要奶孩子，做饭，半夜缝补衣服，困得要死。现在很多人回忆社会主义时期的男女平等政策，但是，家务劳动的不平等一定要考虑进来。集体化时代妇女劳动任务的繁重，是男性无法想象的。
所以贺萧说，一直以来，研究者喜欢问的问题是，中国妇女到底有没有解放，中国妇女到底有没有革命过？喜欢问，她们是被革命的对象，还是她们自己就是主动革命的一方？她们有没有被充分解放？她们被谁解放了？而贺萧说，更好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中国妇女的可见以及不可见的劳动，中国的革命是否还有可能发生呢？
社会性别不是一个顺带的议题。不是说这个议题以前被忽略，现在把它纳入进来，看问题的时候也考虑到社会性别。而是说，它是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定义问题的维度。可以用它来理解所谓“性别”这个差异性范畴之内的问题，也可以借它重新去理解阶级、城乡、劳动、报酬等问题，理解什么是情感，什么是身体，什么构成劳动，什么构成价值，去理解人的历史处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更好的生活，什么是“更好一些的生活”。
有社会学家发现，二胎生育率比政府对“全面二胎化”政策的期待低很多。“二胎”政策并不一定能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有人口学家预测，虽然普遍放开二胎在一时提升了二胎的出生数目和二胎生育率，但这是“积压性生育”，是那些原本就有二胎生育意愿的家庭生了第二个孩子。一胎生育率并没有提高。如果一胎生育水平继续像现在这样持续低迷，二胎生育率恐怕也并不会持续走高。
▲ 1986年，辽宁沈阳某招待所外的计划生育宣传画。 © Yann Layma
问题出在哪里呢？与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有关，与家庭“照顾不过来”有关。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在制定“二胎”政策时，首先作的是功能性的考虑，即提高生育率，改变中国的老龄化情况，但比较少谈的是照顾问题，也缺乏政府补贴、社会支持、制度安排去解决新生儿数目增长后要面对的缺乏照料、托儿问题、入学问题。
有过育儿经验的人可能会知道，如果单独一个女性是家庭中“育儿主力”的话，一胎或许还可以勉力照顾，但二胎就照顾不过来了。一个孩子三岁半，要去户外玩，另一个一岁，还在母乳喂养，那必须父母各带一个，或者妈妈带一个，共同居住的育儿嫂或奶奶带另一个。出门旅游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只有一胎，家庭在照料问题上的分工、角色很快能相对固定下来，考虑二胎时，则角色要重新调整，很多时候父亲要充分参与，去带那个大孩子。这也是一些家庭决定不生育二胎的原因——父亲不能或不愿充分参与育儿。
“二胎”政策的放开，让“照顾分工”这个旧问题得到了新的讨论机会。无论是否决定生育二胎，这个可能性都让分工角色固化的家庭、让社会可以重新看待“照顾分工的性别化”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能好好思考“照顾劳动”的性质。
“照顾”上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性别化的分工，许多人却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人们觉得，如果母亲要上班，没有时间，就让外婆、奶奶过来，再没有时间，就请一个保姆。如果保姆需要监管，就再叫外婆奶奶。很多家庭所作的盘算是，以母亲工资和保姆薪水的高低对比，来决定母亲是否回家全职带孩子。但很少人去追问，为什么我们把社会性别化的照顾分工当作一个给定条件，然后一定要在不同的女性之间分配责任和劳动时间？
上海社科院有一位研究家庭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张亮。她在著作中讨论儿童照顾政策在二十世纪中国作为一种福利政策的变迁。她发现，儿童照顾在中国不被视为一种公共责任。一方面，国家将家庭的辅导育儿责任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对儿童照顾采取最少介入的立场，政策上少作为或者不作为。国家希望儿童的照顾能尽量在家庭内完成，如果家庭内部不能完成，就找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比如高价送入私立幼儿园，比如找育儿嫂照料。那我补充一点，这和中国在养老问题上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基本把老年人视为家庭责任，用私立养老院这种市场化方案来弥补福利政策的不足。
而我们来看看时间点。“二胎”政策出台、婴儿出生率提高，与这个时刻同步的恰恰是国家深度退出儿童照顾领域。后果是什么呢？由家庭来承担主要的育儿责任，国家给机关幼儿园、国企与事业单位幼儿园享有政府补贴，不同的家庭在育儿上不仅享受的社会资源不平等，而且连国家福利政策都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能更多受益于儿童照顾福利，儿童享受公共照顾服务的机会取决于父母的户籍、居住区域、职业。乡村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缺乏可负担、高质量、可靠的照顾。那么我们看社会后果：阶级分化当然会代际传递，也会进一步加重性别不平等，阻碍女性就业，因为往往是母亲不得不回家。另外，张亮老师强调的很独特的一点是，这种照顾上的性别化分工也会导致男性亲职机会的不平等——家庭生活的快乐实际上是父母双方都拥有的一种权利。
还有全职妈妈的问题。张亮老师这点讲得特别好，在理解女性为什么自愿作出全职选择时，她使用的社会学概念叫“时间贫困”，这个概念我觉得实际上也适用于刚才讨论的贺萧谈集体化时代农村妇女的例子。就是说，表面上夫妻双方、孩子父母双方都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家庭，但各人实际付出的家务与育儿时间不一样。女性会更多感到时间贫困，忙得要死。所以一个感觉劳累的职场母亲，到最后会认为，回家是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不仅对家庭有利对育儿有利，而且甚至对自己的健康和精神状态都更有利，因为她实在熬不下去了，太累了。
但这样一个看似便利、在经济上对家庭来说合算的选择，背后的原因是她和丈夫需要付出的时间不平等，在育儿上的参与度、情感投入、辛劳程度不同，雇主和劳动力市场又对女性有苛刻要求歧视，女性面对我们刚才说斯劳特问题时谈到的那种“双重压力”，所以她会决定二选一，选家庭，牺牲职业发展。
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城市女性选择回家带孩子，认为自己是自愿的，认为这是对自己对孩子对家庭都负责任的选择，甚至不觉得这是种牺牲。其实背后有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这也是前面说《向前一步》的问题，桑德伯格没有看到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考虑女性遭遇的现实困境——有的人难以拓宽自己的能动性空间，在既定的社会分工、不平等的政策下，很多人无从选择，而且这种无奈与无能跟这位具体女性她的意志、能力、勇气、社会目标毫无关系，她已经被她自己的性别和她在社会分工、阶层关系、经济地位、身份户口上的位置等等因素固定在了一个无从选择的位置，根本无法向前一步，步步都是逆水行舟。
如今城市中等收入以上人口，在面临儿童照顾困境、考虑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时候，往往把雇佣保姆被认为是最便捷的途径，就好像如果需要自来水，就打开水龙头一样。但当这已经被视作解决问题的最便捷自然途径时，人们就很少去考虑其复杂的社会后果，去反思这种雇佣链条。一个阶级的成员往往只考虑自己阶级面对的问题如何能得到解决，不考虑其他阶级面对的困境。
刚才说到“全球保姆链”的概念。一个公司职员，她想要把自己从家务劳动与育儿中解放，她雇佣一个阿姨，意味着阿姨的孩子需要被别人照顾。你不想和你的孩子分离，想兼顾工作和家庭，请一位阿姨为你工作，那她就会和她的家庭分离。她可能从甘肃来北京，她的孩子在老家由她的母亲照顾。
中国的特点是，市场化育儿经常与祖辈照料相结合。刚才举过的蓝佩嘉的研究，《跨国灰姑娘》中港台雇佣菲佣的例子，就还涉及到族群、跨国流动、世界性的地区发展不平等、“逆向流动”的问题。所谓逆向流动，是说，比如很多富豪和中产阶级喜欢雇菲佣，认为菲佣专业化，还会讲英文，对自己孩子的国际化有利。菲佣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她们可能和自己的雇主教育水平相似甚至更高，还更国际化。菲佣的阶层流动有一种向下的趋势，这是全球经济皱褶引发的一个很独特的流动形态。
第一是“非住家”保姆比例上升，现在有“小时工”的形式，也有白天来育儿，晚上回家住的。这种改变的一方面是八九十年代保姆往往有城乡流动的目的，是“进城”的一部分，以家务为跳板来实现从务农到其他行业的转变，后来可能会去当打字员等等。另一方面是以前全家进城的比较少，现在有时是夫妻一齐出来打工。第三方面是下岗女工增多，城市户籍的保姆变多了。
第二就是年纪和代际变化，八九十年代可能管保姆叫“小保姆”，但是现在则无论是育儿嫂还是小时工，基本上是已婚已育女性为主。在八九十年代，小保姆是外来妹的一种，她能通过流动获得自主收入和城市见识，以及新的婚姻机会、工作机会，以做保姆为契机离开农村。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到现在，已婚已育的保姆要面对自己和家庭分离的各种焦虑，面临育儿的困扰，而且多数是要返回农村的。城市在制度、户口、医疗、住房上，都不容留她们的晚年，也不给她们的孩子以平等的教育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链状压迫”的问题。
第一，现在新的育儿知识潮流特别强调依恋、陪伴、母乳喂养。几乎把陪伴当成一种情感义务和伦理。那么，这些知识和潮流，是不是也会带来性别化的压迫？会不会进一步把母亲拴在家里？会不会某些阶级的女性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种育儿潮流却给她们带来负罪感和生活压力？
第二，照顾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独特劳动？西方批判理论家和女权主义理论家近年来强调“情动劳动”的概念。一些劳动形态会以一种核心的形式涉及或激发情感，比如，育儿、照料、亲属劳动、母职劳动、病人陪伴、婚姻中的情感劳动，这些是情动劳动的典型例子。第三产业中、服务业中，不少劳动形态都有情动劳动性质。
另外，应当考虑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并存，考虑付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并存。照顾、育儿经常是家庭内的非物质性的、无酬劳动，以前它作为劳动的性质和价值往往被忽视。过去人们常认为“照料”是自然、简单、顺便的，如果你爱你的母亲，那么在她年老的时候照顾她，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经过特殊训练，只要在自己的日常生存中间把“照顾母亲”这个维度加进去就可以。类似地，女性育儿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仿佛女性天然有母爱，有爱就应该成为好母亲。
反过来，当人们进入“雇主思维”时，又意识不到照料劳动中的情感维度。会觉得保姆可以随意辞退，给补偿金就可以，这只是个不含情感的雇佣劳动关系。
思考情动劳动，讨论“照料”作为一种劳动的独特性，或许这能帮我们重新去思考家庭中家务劳动的价值。比如，如今保姆专业化趋势下，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下，小时工和保姆市场中劳动力价格持续提高，这或许能帮助家庭重新意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性，意识到它的价格、女性所付出时间成本以及劳动成本，意识到在没有外包时，多少女性、妻子、母亲在无偿从事这些劳动，付出了多少，对家庭有多么大的贡献。
不过，我也不觉得在家庭成员之间把家务劳动当成付薪劳动就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因为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家庭还是一个爱的空间，不能仅仅用平等主义下的机械分割与同等时间分配、用市场价格来权衡家庭成员的付出。换句话说，家庭成员不仅是劳动力。那么，到底在家庭中怎样处理责任、平等、义务、个人发展和爱之间的关系，我想是每个人在实践中都需要考虑摸索的问题。单谈平等，尤其是单谈“等同”，可能在家庭中也未必能带来幸福。
南都观察（Narada Insights）是南都公益基金会推出的思想平台，关注社会公共议题，以多元视角和专业解读呈现独立观察。
